探究中国城市的职住关系及通勤模式:过去、现在、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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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FUo行之道

塔娜(博士)a、bFUo行之道

 柴彦威(教授)cFUo行之道

张艳(博士)d    FUo行之道

孙道胜 cFUo行之道

a华东师范大学地理信息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FUo行之道

b华东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FUo行之道

c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学院城市与经济地理系FUo行之道

d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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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Understanding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 in Chinese cit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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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刊物: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2016)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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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格式: N Ta, Y Chai, Y Zhang, D Sun. 2016. Understanding job-housing relationship and commuting pattern in Chinese cities: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ransportation Research Part D: Transport and Environment. Doi: 10.1016/j.trd.2016.11.011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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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注:本文来自于中国土地利用与交通专栏。该专栏由国际中国规划学会发起。客座编辑是明尼苏达大学的曹新宇教授。FUo行之道

1. 研究背景FUo行之道

       近年来,通过政府干预是否可以实现职住平衡和短通勤距离受到学者的关注,但是现有研究之间存在争议。虽然有一部分反对的声音,但研究往往倡导西方市场经济背景下的自主选择,认为政府干预有可能对职住平衡带来负面影响。而很少有研究关注发展中国家,从不同的社会文化背景探讨这一问题。本文对中国城市60多年来职住关系与通勤行为的变化进行了系统的梳理,剖析变化的社会空间背景对通勤行为的影响,重点强调了单位制度及其变化的核心作用,旨在更好的理解中国城市转型过程中通勤行为的变化,讨论政府干预对通勤距离的影响机制,并提出未来研究的若干方向。FUo行之道

2. 主要发现FUo行之道

       本文首先提出了中国城市通勤行为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指出通勤行为受到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空间因素和个人因素四个维度的影响。其中制度因素和经济因素是指宏观层面的城市政策和市场力量,这也可能影响空间转型和个人选择;而空间和个体因素代表了中国城市的社会空间转型的方向。所有这些因素相互影响,导致职住分离和空间不平等。这些现象进一步导致增加的通勤和非工作出行距离。而在这些因素中,单位制度作为中国独特的政府干预模式,起到了核心的作用,而本文就是针对这一因素进行重点剖析。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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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随后根据单位制度的变化将中国社会空间背景分为三个主要的阶段,即1978年之前的单位制度时期、1978-1998的单位持续作用时期和1998年后的单位解体时期,并对每一个时期的职住关系以及单位的影响进行梳理。在1978年之前,单位作为城市社会空间基础,通过单位综合体规划、单位住房分配、单位大院建设等空间规划方式塑造了街道尺度的职住平衡。1978年-1998年,城市转型将土地价值和住房市场引入中国城市,但是这一时期单位依旧对城市职住关系起到了决定性作用。一方面国有单位继续在原有土地上建设住房,进一步加强了职住接近。另一方面,一些单位与开发商合作在郊区建设住房,导致了部分职工的职住分离开始出现。这一时期,单位开始重塑城市的职住关系,促进职住分离。1998年后,经过20年的城市转型,中国城市进入了城市化和郊区化的新时代,单位为主导的政府干预开始消失而新的市场选择开始出现。单位在1998年住房改革后,逐步结束了住房分配和大院建设的责任,导致单位综合体的解体和进一步的职位分离。同时,市场力量已逐步成为住房和企业选址的决定因素,分区制加强,居住郊区化快速发展,从而加快了新的职住分离。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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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详细介绍不同时期社会空间背景与职住关系的变化后,本文紧接着分析了中国城市通勤行为的动态变化,并通过图表的形式展现了不同时期的通勤模式。本文提出,中国城市通勤行为反映了单位空间思想的变化。首先,1978年之前,大多数单位大院实现了工作场所和居住地之间的接近,导致短距离通勤距离;这一时期的通行模式主要有三种类型,包括步行距离内的单位内部通勤、单位之间的通勤以及市中心向近郊单位的逆向通勤。其次,1978年-1998年,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改革逐步改变了基于单位的职住平衡,从而增加了通勤距离;这一时期的通勤模式也有三类,包括从近郊区到市中心的单位或新建立的就业中心的中短距离通勤、单位内部通勤和单位之间的通勤,但是总体上从近郊到市中心通勤的比例增加,而单位内部通勤则逐渐减少。最后,自1998年以来,职住不平衡导致了通勤距离不断增加,甚至出现了超长距离的通勤;这一时期的通勤模式包括从市中心到郊区的逆向通勤、郊区新城之间的侧向通勤以及从郊区到城市中心的长距离通勤。由于大多数中国城市仍然以单中心城市结构为特征,导致从郊区到城市中心的主要通勤流,通勤时距甚至超过10公里和50分钟。本文整理了近年来通勤研究的相关文献,对这一时期的通勤距离、通勤时间和通勤交通方式进行了系统的搜集、整理和综述,提出目前的通勤发展趋势是通勤距离和时间不断增加,通勤交通方式向机动化发展。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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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总结职住关系与通勤行为变化的基础上,本文讨论了政府干预对通勤行为的影响路径。本文认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通过土地利用混合和职住接近的空间安排,以单位制度为核心的政府干预实现了短距离通勤。而相比之下,转向市场似乎导致了职住分离和长途通勤距离,特别是对于低收入居民。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共住房的建设不断向远离就业中心的城市边缘建设,导致低收入居民的职住距离不断增加,就业可达性降低。因此,本文认为在中国的背景下,政府干预有可能成为重塑职住平衡和短距离通勤的有力工具。虽然中国市场化的趋势是不可逆转的,但政府仍然可以通过国有土地所有权和总体规划对城市发展和重建产生重大影响。未来的城市规划应该重新考虑促进工作与住房平衡的政策,吸纳单位空间思想中有利的部分,促进职住关系中的社会平等。本文提出未来通勤的理想模型是通过复合型多中心的建设促进郊区之间的短距离通勤和侧向通勤将增加。但是,本文也承认,政府干预确实有一些局限性,例如计划监管过强和经济效率低。此外,还有一些政策无法克服的问题,例如个人自我选择社区和双职工家庭。本文对这些问题都进行了讨论。FUo行之道

3. 未来研究方向FUo行之道

       最后,本文对目前研究上存在的问题以及将来研究可能的发展方向进行了论述。首先,应该对中国城市通勤模式的动态变化进行系统的分析,特别是现有研究在纵向数据分析以及中小城市研究方面略显不足。未来不同类型城市的横向比较和某一个城市的纵向比较会对我们完整的认识中国城市通勤模式起到重要的作用。其次,政府干预怎样影响通勤行为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已有研究对转型期单位空间思想和住房制度与通勤行为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未来需要进一步分析因果关系与过程机制。一方面通过生命历程或生命史的方法进行关键政策变化节点对通勤行为变化的机制分析需要加强,另一方面通过比较单位居民或公共住房居民迁居前后的通勤变化理解空间规划对通勤行为影响的研究也应受到重视。另外,利用情景分析对政策影响下的通勤行为进行模式,也是一个可以考虑的方向。FUo行之道

4. 总结FUo行之道

       本文通过综述已有研究,系统梳理和总结了中国城市职住关系与通勤行为的变化,从历史的角度重点分析了政府干预对通勤行为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政府干预是否能塑造职住平衡和短距离通勤持乐观的观点,但同时也指出了政府干预可能面临的问题。在充分阐述了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指出了目前研究存在的局限性和未来的研究方向。FUo行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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